今年11月12日,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开拓者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一生,为了“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全身心地投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革命事业,奔走于海内外,联合各方力量,建立革命团体,从事宣传鼓动,发动武装起义。在孙中山先生组织领导和他的革命精神感召下,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是中华民族崛起的一个重要起点。
时值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本版《钩沉》栏目从这期起推出《“博爱”的故事》专栏,将刊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专家以弘扬“中山思想”和“博爱精神”为主题撰写的关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10篇文章,它们以珍档为依托,既有广为人知的孙中山题写的“博爱”横幅,又有鲜为人知的“袁世凯通报清帝退位诏书致孙中山电文”“孙中山特许派许崇智等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的大元帅令”等档案,对孙中山的吏治革新、让位袁世凯、铁路建设构想及其与黄埔军校的创立、大元帅府的建立等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以孙中山的革命与人生轨迹为线索,选取了10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解读了孙中山对近代中国现代化之路的追寻与探考。
百年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走过的艰难历程,也是孙中山先生锲而不舍地追求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更是“不忘初心”筑梦中华之路!

1912年3月20日,孙中山关于整顿吏治慎重铨选事致外交部总长王宠惠令。
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对于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不但倡导在先,且能以坚忍不拔之精神贯彻始终,泽被后世。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也被称为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曾以临时大总统身份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工作,虽然主持工作时间短暂,但他为改造积弊已极的中国社会,奠定民主共和制度的基础,殚精竭虑。这一时期,孙中山先后主持制定和颁布了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内的一系列法令、规章、制度,影响深远。对于新旧交替时代吏治之革新,他尤其注意。对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档案有比较具体的反映。本文以其中一件临时大总统令为例,略作考察。
临时大总统令即由临时大总统(中国近代有“临时大总统”称号的只有两人,即孙中山和袁世凯)为颁行某项法令或下达某项决策而向特定职能机构签发的命令。南京时期的临时大总统令有着相对固定的形制、格式。其所用公文纸分若干栏,一般为三栏或五栏,每栏又纵分若干格,一般为八格。首格顶格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令”(亦有简写为“临时大总统令”者)字样。正文与标题一样,由秘书人员用工整楷书写成,依内容多少划分段落(亦有不分段者),沿袭旧例每段起首并不空格,亦无标点。正文结束,由临时大总统亲笔签名(孙中山的签名为“孙文”),此期尚未见有盖签名章者。最末为中华民国纪年的年、月、日。签名及时间落款处,皆钤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亦间或有仅钤印而不签字者。
孙中山的秘书人员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故其所签发的令文用语甚为讲究,多用四字句、对仗句及典语,逻辑层次清晰,今人读来古雅有秩。孙中山签发给“外交部总长王宠惠知照”的这件临时大总统令就很典型。该令落款时间为1912年3月20日。当时,清帝已经退位,孙中山亦已兑现承诺,向临时参议院提请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并得到临时参议院的批准。不过,在4月1日袁世凯正式就职之前,孙中山仍代理临时大总统之职。这时他仍尽其所能,为中华民国的前途做了一些有益的规划。该令事关革新吏治,虽非孙中山亲自拟定,毕竟遵照其意,故能反映他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看法。
令文首先总结了清朝因吏治腐败而亡的教训,指出整顿吏治、杜绝腐败的重要性,谓“满清末年,仕途腐败已达极点。亲贵以财贿招诱于上,士夫以利禄市易于下。奔竞弋谋,相师成风,脂苇(韦)突梯(按‘脂韦’‘突梯’两词皆出自《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一句,乃圆滑自利之谓,与文中‘廉洁正直’相对),恬不知耻。以致君子在野,自好不为,事无与治,民不聊生,踵循不悛,以抵灭亡”。导致清朝灭亡的因素很多,吏治的腐败无疑是其失去人心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民国成立,万端更始,旧日城社扫除略尽,肃整吏治时不可失。然而法制未班,考试未行,干进者有乘时窃取之心,用人者有高下随心之便,一或不慎,弊将有甚满洲之季者。治乱之分,端在于此,言念前途,能无兢兢”!
孙中山主持新政府数月,对上述问题不仅有着真切的了解,也怀着深切的忧虑:届此“南京临时政府草创之际,各处奔走疏附来求一地位者,当不乏人。以此苟得之心,遂开诈伪之习。或本旧吏而冒称新材,或甫入校而遽号毕业,蒙混诬枉得之为能。虽转瞬统一政府成立,此地各官署立即取消,然使不肖者持此以为进身之具,其遗患方来,何可数计”!他希望在南北统一的新政府成立之前,各部门能未雨绸缪,健全选人、用人制度,杜绝后患。“为此,令仰该部总次长等于用人之际,务当悉心考察,慎重铨选,勿使非才滥竽、贤能远引,是为至要”。
此外,由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初人事制度草创未备,官员任命多有混乱不经者,如“各部荐任各员,每有以一人而兼两职者,殊非慎重职务之道。荐者不知是为失察,受者不白是为冒利,胥无取焉”。为此,孙中山下令“以后除有特别缘故外,不得兼职,以肃官方而饬吏治。”
这一时期,孙中山签发的关于整顿吏治的公文不只这一件,但是由于他主政时日短促,且其施政面临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他颁布的相关政令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卸任之后的孙中山并未放弃对如何创建健全的共和制度这一问题的探索。他早年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影响,认为共和制度下各级官吏包括国家元首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国民的公仆”,与传统专制政体下仅对君主负责、以升官发财为志业的“牧民者”不同。为使当时的中国告别官本位的传统官僚体制,建立真正民治政府,孙中山经过长时期的学习、思考,最终吸取西方近代政治文明和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精华,并加以改造、融合,提出了建立中西合璧的新型文官制度的构想,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旧址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6年11月11日 总第2989期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