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扩散，庚子春节期间上海人都坚守在自己的家里，尽量不出门。如果必须出门，就会做全套防护和消杀工作：出门戴口罩，不在外面吃饭，不去人多的公共场所。回家进门前换鞋，进门后洗手、换上居家衣服，有的甚至还要洗脸洗头洗澡。上海人做这一切非常熟练，因为这就是大部分老上海人的日常。把上海人塑成这样谨小慎微地“爱干净”的，除了历史传承，更重要的是32年前那一场祸及30万人的甲肝疫情。
美味降临
1987年深秋入冬时节，上海并不怎么冷，只是雨水略略多一些。改革开放十年，副食品供应丰富了许多。西北风劲吹以后，大闸蟹多起来了。那一年大闸蟹不好卖，因为这一年，上海市场上一下子增加了许多肥硕的毛蚶。地处长江入海口，祖籍苏浙居多的上海人向来喜欢江河湖海的水鲜。与大闸蟹相比，毛蚶更加便宜，吃口又介于生蚝与鲜贝之间，非常鲜美。往年菜市场上市毛蚶，就会立刻引起排队抢购。但1987年到1988年的冬天，上海市场上的毛蚶多到像梦见的一样。菜场的周边街沿都堆着一个个大大的沾满泥水的麻袋包，像战争年代的防御工事。那里面装的就是毛蚶，也有人叫它泥蚶。这一年的毛蚶也就特别便宜，6毛钱可买一公斤。
上海人毛蚶的吃法追求鲜和嫩，喜欢“血淋答滴”的样子：将毛蚶外壳的泥洗净，然后烧开一锅水，趁着水还在微微翻滚，倒在洗净的毛蚶上，毛蚶经开水一烫，经络收缩，贝壳微张。用一枚硬币撬开贝壳，把里面看上去满是血丝、汁水丰富的蚶肉蘸上佐料送入口中，那种鲜嫩可口，真是远在任何当令美味之上。所以吃毛蚶的时候一般不再另做其他菜肴，因为吃了毛蚶再吃其他菜就没味道了。还有就是吃毛蚶多少要有一点仪式感，一般总会叫上几位亲近之人一同聚餐，一同喝酒，还都要喝酒喝到爽，吃毛蚶吃到饱。作家美食家汪曾祺就曾经写过，他最喜欢吃泥蚶（毛蚶），一吃就要吃到眼门前的毛蚶壳堆得像座小山。谁会想到，灾难已经于一桌桌毛蚶的飨宴中潜行。
疫情凶猛
如果是一个比较心细之人，早在1987年12月中下旬就会发现一个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现象。那时走在路上，总会遇到路边有一滩滩的呕吐物。上海人总体爱干净，看到这样的呕吐物便会捂住口鼻绕道走。正常年岁，这样的呕吐物一年也不会撞见一回，但那一年，出一次门就会遭遇，甚至会遭遇好几回。坐在公交车上，下车的时候，有时就会有脸色蜡黄的人匆匆抢到你前面下车，一下车便等不及地奔到墙角或者树底下呕吐起来。单位里平时生龙活虎干劲十足的人，突然地变得无精打采，乏力犯困，并发起烧来。到了1988年1月份，去各大医院看病的人激增。在2008年的一次电视采访中，当年在唐家湾医院当医生的邵影说，1988年1月18日，唐家湾医院来的最多的是上吐下泻的病人，共43例。一天后，人数迅速上升，速度之快超出想象，达到134例。“医院里乱糟糟的，走廊里也加了床。有的人排队排到一半就晕倒了，没有力气排队，晕倒的就先抬进来，场面真的很可怕。”
和唐家湾医院一样，上海的其他医院这个时候也涌进了大量市民，他们大多伴有身体发热、呕吐、厌食、乏力，脸色发黄等典型症状。这些病人经过血液指标检测，最后被证实是急性病毒性甲型肝炎（甲肝）。
在随后短短一个月时间里，上海市区有30万人传染上了甲肝，大部分是青壮年。
医院一下子爆满，绝大多数甲肝病人根本住不进医院。一时间，整个上海笼罩在惶恐、焦虑的气氛中。
隔离的“方舟”
甲肝疫情若洪水猛兽般扑来，上海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抗击疫情的考验。
与乙肝主要通过血液途径传播不同，甲肝病毒主要通过饮食饮用水等接触传播。这种病，治愈率很高，但传染性很强。那个时候，上海没有地铁，很少看到私家车，道路拥挤，许多人家住房困难，遍地老式公房和里弄住宅，还处在多户合用厨房、水龙、卫生间的时代。所以，只有将所有的病人进行隔离，才能阻断病毒传播。
可这么多感染者，哪里有地方可以收治？
当时医疗系统出身刚刚上任不久的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20年以后对回顾疫情的记者回忆说：“上海所有医院病床加在一起只有5.5万张，对于如此大的传染疫情，真是杯水车薪。”于是，在疫情进入高峰的1月底，各种社会资源被调动起来。
高校是人员聚集地，感染者也多。当时，许多高校的操场上都以最快速度建起了一排排临时隔离板房。感染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自带被褥生活用品在学校安排下住到里面，每天由学校医院的医生护士以及对口指导的上级医院专家对患者进行查房治疗，分发药物。学校的食堂天天为患者专送病号菜，餐具集中消毒集中管理。粪便等排泄物和废弃垃圾也派专人消杀清理。那一个寒假，大量感染的学生以及教师是静悄悄地在这样的隔离病房里度过的。
这样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大型企业的广场空地上，出现在社区的绿地上，没有大片绿地的社区，将这样的隔离医院建在冬暖夏凉的地下防空设施里。
当时上海缺医生、缺护士，各大医院传染科、内科，以及社区医院的多数医生护士，包括里弄卫生站的人员全体出动，轮班进入无数的临时隔离医院工作。病毒感染其实没有特效药，那么医护人员就从心理治疗入手，除了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正常给药治疗外，其他患者都给维护性药物进行安慰，比如维生素片、板蓝根冲剂，还专门请了中医药师配了疏肝理气药物帮助患者调理身体。那个时候，走在上海的街上，时时闻到中药的气息。
追毒禁毒
疫情如此凶猛！那么总要问问源头在哪里。那时上海的电视新闻里有一个镜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谢丽娟到病房看望患者，她凑近患者问：你吃过毛蚶吗？病人点点头。谢副市长的询问正是当时追踪病毒源头的一个聚焦点。上海市卫生局组织的临床调查显示，85％的甲肝病人在病发前曾食用过毛蚶。同时，一个家庭有两个人以上发病的情况很多，发病时间比较集中，由此认定和食毛蚶有很大的关系。
很快，上海市政府决定上海市场严禁销售毛蚶，一经发现，立刻重罚。
对于这样的决定，很多人提出质疑，因为还没有实验室检测确定甲肝就是毛蚶引起。但是从数据出发，有一点苗头先管理起来，尽可能抑制疫情的扩展是对民众负责的态度。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授俞顺章当时是原上海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他持毛蚶致甲肝说的观点。为了证实毛蚶的致病性，俞顺章教授带领科研人员赶赴江苏启东，那里是毛蚶的原产地。很快，他们在毛蚶体内找到了甲肝病毒，以直接证据证实了毛蚶就是甲肝的罪魁祸首。启东的毛蚶被甲肝病毒污染，而每只毛蚶每日能过滤40升水，将甲肝病毒在体内浓缩60倍并贮存。所以上海市政府在第一时间禁止销售毛蚶是完全正确的。
疫情过后
1988年的春节上海静悄悄。许多市民选择蜗居在家过年。上海人去外地被拒绝入住酒店，去商店被营业员嫌弃，上海人觉得很正常，能够坦然面对。上海人有一句话：要是遇到我，也是要怕的。上海人能够设身处地替别人想。因为行动及时，措施得当，在卫生医疗条件、人力物力资源如此匮乏的1988年，上海人民终于平稳地度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特大传染病疫情。至3月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4月以后发病率逐日下降。毛蚶，这一直是上海人餐桌上的美食从此与上海绝缘，至今也没有在上海开禁。如今都是成年人的70后80后上海人，他们不少人已经养成习惯，直接拿过钱的手一定得去洗一遍，有的人至今还是小时候父母告诫的做法：不得不拿钱，就垫一张纸巾拿钱。回家换鞋，换衣服，天天洗澡洗头，尽量少带孩子外出就餐。你见过穿着体面的爸爸拎着马夹袋，里面放着自己家的碗筷，像要饭的一样走在路上吗？上海就有。其实那是这一天家里没人做饭了，爸爸带娃出去吃面呢。
（本文数据资料来源：1988年新闻以及2008年上海纪实频道对谢丽娟的采访）